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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六朝的《春秋》学与文学研究”负责人、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
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，鲁迅详细探讨了六朝的志怪，当论及颜之推《冤魂志》时，云其“引经史以证报应，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”。这一论断表明，鲁迅已经意识到六朝志怪与儒家经典之间存在联系。六朝时期，儒家经典是士人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，士人的创作受到经传影响颇深。干宝在编纂《搜神记》时即取法《春秋》经传，从内容形式到思想旨归，皆与《春秋》经传密不可分。
《春秋》“义例”对《搜神记》的影响
汉唐间学术格局的转型，实际上就是围绕经史关系展开的。在这一时期士人的观念中，《春秋》及其三传不仅是儒家经典，更是史家著述的典范。所以自魏晋起，史家又开始重视编年体，如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、孙盛《魏氏春秋》及孔舒元《汉魏春秋》等，这些著述从命名到体例都取法《春秋》。
这成为一时之风尚，而引领者正是干宝。干宝对历代史家多有批评却唯独褒扬《左传》，在讨论《晋史》撰写时也力主以左丘明为标准。他本人也为《春秋》做过注疏，可知的有《春秋左氏义外传》《春秋左传函传义》与《春秋序论》。干宝的《晋纪》有“良史”的美誉，这是他仿效《左传》修撰的。他著述《搜神记》，实际上也受到了《春秋》经传的影响。
干宝《搜神记》被《隋书·经籍志》归入“史部”，汉唐人皆视其为史书。据逯耀东统计，有十五部史书征引了《搜神记》的材料，可以说《搜神记》本为史著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。干宝编修《搜神记》“非有意为小说”，而是以史家身份搜辑旧闻，取法《春秋》经传，旨在“明神道之不诬也”。
《春秋》经传对《搜神记》的渗透是多方面的，最显著的就是《春秋》“义例”之学的影响。所谓“义例”，概略而言指的是“微言大义”与“书法”“条例”，《春秋》所蕴含的“义”又是寓于“例”的。比如说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不称“公”而书“伯”，不言“公子段”而书“段”，即贬义，斥其有违人伦。干宝在撰《晋纪》时所立“史例”也是《春秋》“义例”之学影响的结果。刘知几《史通》对此有高度评价：“昔夫子修经，始发凡例；左氏立传，显其区域……唯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”《搜神记》实际上也受到了《春秋》“义例”之学的影响，如果细致研读《搜神记》的文本，可以在诸多细节之处寻绎到这种影响的痕迹。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《诗》有美刺而《春秋》寓褒贬，二者都寄寓着价值评判。《春秋》旨在“劝善惩恶”，这一“大义”由司马迁著史而巩固，在干宝的著作中得到发扬。干宝著《晋纪》，激烈抨击了西晋善恶不分、毁誉无当的现实，对道德礼法的倾颓深感痛心，表现出强烈的儒家价值立场。《搜神记》记述的许多事迹意在表彰儒家道德礼法，其叙事往往借助感应学说。比如，王祥侍奉继母，继母冬天欲食鱼，又思黄雀炙，二物皆自投罗网，这是王祥孝感所致。郭巨欲埋儿存母，上天感其孝心赐金一釜。这些故事显然反映了“人道”与“天道”间的感应关系，指向了善恶有报的观念，是《春秋》“善善恶恶”的大义所在。
《搜神记》与其他志怪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，是书中许多故事的纪时十分明确。如“汉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，北地廉雨肉，似羊肋，或大如手。是时梁太后摄政，梁冀专权，擅杀诛太尉李固、杜乔，天下冤之。其后梁氏诛灭”。这里的叙事既有年月又有时节，实际上是史家修史之法，其根源乃在《春秋》“书法”。
《春秋》纪时遵循“日月时”例，古代学者相信《春秋》记事所书时节、月与日都有着严格的原则。《谷梁传集解》云：“凡年首，月承于时，时承于年。”年居于首，其次书时节，再书月，最末书日。根据记载事件内容、性质、程度等差异，有的记载到年，有的书到时节，有的具体到日。在古代的学者看来，《春秋》这样的书法寄寓了圣人的褒贬与“微言大义”。《春秋》载：“夏，五月，莒人入向。”范宁认为，入侵之事惯例是书时节，事极恶书日，次一等书月，所以此处书月隐含了圣人的贬义。《搜神记》中数次言及王莽篡政时都是书月，而说到曹魏代汉、晋室兴起也一律书月，这些表明干宝的书写继承了《春秋》书事的体例，暗寓了“微言大义”。
《搜神记》书影 资料图片
《春秋》经传与《搜神记》的叙事
《搜神记》以《春秋》经传为范本，在叙事上表现得比较明显。我们可以发现《搜神记》许多故事都脱胎于《春秋》经传。《左传》中记载了庄公十四年郑国两蛇相斗之事，《搜神记》也迻录此事，并引京房《易传》之说将此事与立嗣勾连起来加以解释。干宝又以两蛇相斗这一叙事模型讲述汉武帝巫蛊之祸：“汉武帝太始四年七月，赵有蛇从郭外入，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，邑中蛇死。后二年秋，有卫太子事，自赵人江充起。”
《搜神记》中鬼魂复仇索命的故事也本于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载晋侯梦厉鬼，言晋侯杀其孙乃是不义，故上诉天帝为其孙复仇，晋侯不久果然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。干宝在《搜神记》中复制了这一故事情节，汉灵帝梦到桓帝，桓帝斥责他听信邪佞害死了宋皇后与渤海王，二人上诉天帝，后灵帝惊恐不已，不久便死去。《春秋》经传的这类复仇故事，经《搜神记》的演绎，发展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。
《搜神记》以异象展开预言的叙事方式更是与《春秋》经传如出一辙。《左传》僖公十四年：“秋，八月，辛卯，沙鹿崩。”晋卜偃就认为数年内有大祸，几乎到了亡国之境地。次年韩原之战，晋惠公被秦军俘虏，是为应验。《搜神记》：“魏景初元年，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李盖家，形若鹰，吻似燕。”高堂隆于是认为这是事关曹魏宫室的异象，应当防范权臣祸起萧墙。这一叙事模式与《左传》相同，先书时间，次述异象，再借他人之口加以解释，道出预言。
干宝叙事颇为人诟病的是《搜神记》所记“怪力乱神”之事，从表面看来这有违儒家的教训，但是从引入《春秋》经传的角度来观察，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。事实上，干宝属意于神异之事并非他嗜奇，而是要从中寻找出治乱之道，其基本的思维方式乃是沿着董仲舒、何休等《春秋》学家而来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云：“凡灾异之本，尽生于国家之失。国家之失乃始萌芽，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；谴告之而不知变，乃见怪异以惊骇之，惊骇之尚不知畏恐，其殃咎乃至。”董仲舒认为，所有灾异之象，根本就在于国家有失，上天通过异象来示警。何休的意见与董仲舒颇为相近，他们通过对《春秋》经传的解读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。天道与人事息息相关，国家政治有失，上天即以灾异示警，这就是天人配合的感应说。正是遵循这一思路，干宝叙事重神异，旨在关注现实，寄寓其态度。
《搜神记》记载了汉元帝时期官吏伐断大槐树，而后槐树又复生，干宝援引今文经说以为这是刘秀中兴的征兆。又一则讲述了汉哀帝时汝南一地树木长成人形，干宝便征引京房《易传》加以解释，认为这是“王德欲衰，下人将起”之故，并将此异事与王莽篡政对应起来。在涉及两晋历史之处，他仍旧将现实政治置于天人感应的解释框架中加以叙说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天雷击破宫中求嗣的高禖石，干宝视其为贾后之诛的先兆。晋元帝太兴元年地震山崩，干宝便以此附会现实，认为这是王敦以下凌上的征兆。这些叙事暗含了作者的褒贬取向，借由天人感应学说，赋予了作者揭示、批评现实的叙事合法性。
有时候，干宝将“天道”具体化，他认为天有五气，万物化成，因而常以“气”来解释人事与天道的关系，“气”变乱无常而导致异象出现。例如，《搜神记》中记载的“蜮”，《春秋》亦有此物，《公羊传》云“将以大乱而不能见也”，干宝进一步提出，“先儒以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，乱气之所生也”，这一解释仍旧属汉代公羊学的看法。
《搜神记》取法《春秋》经传的用意与意义
那么，干宝为何要“拟经”，取法《春秋》经传的深层用意何在？我们可以认为，《春秋》经传既为《搜神记》的创作提供了知识性的素材，又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其符合儒家思想的规范。
《搜神记》中相当一部分故事的来源就是《春秋》经传，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经书与传注，汉代盛行的纬书也是其写作的重要材料。所谓纬书，是相对于经书而言，可以看作经书的衍生品，汉人将其视为经学的一部分。干宝在其志怪小说的写作中吸收了不少谶纬材料，如“庆都”条：“尧母曰庆都，观河，遇赤龙，晻然阴风，感而有孕，十四月而生尧。”这条记述完全就是对纬书《春秋合诚图》内容的简化，《春秋》经传为其提供了创作的素材，成为干宝整个知识系统的来源之一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春秋》经传为《搜神记》的书写提供了合法性。魏晋时期，儒学对社会的规制作用不如汉代那样强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失去了影响力。实际上，六朝士族与儒学交织在一起，不可分割。干宝的思想底色就是儒学，他在《搜神记》的序言中提及《春秋》与《史记》：“卫朔失国，二传互其所闻；吕望事周，子长存其两说。若此比类，往往有焉。”《春秋》二传纪事尚且无法做到“无失实者”，他又继续为自己的著述辩解，在他看来，《搜神记》辑录的一些故事虽然荒诞不经，却是前代经典所载。至于那些近世之事，如有虚妄，也是效法先贤前儒。从干宝自述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意图，通过依经，《搜神记》中看似荒诞虚妄的内容便不再是离经叛道，那些神异叙事便有了存在的合法性。
两汉以降的经学地位尊崇，构成了古代士人知识体系的基础，是古代思想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。六朝叙事文体或显或隐地受到了经学的影响，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思想宗旨，都不同程度呈现出“拟经”的面目。从《春秋》经传与《搜神记》的文本关系来看，六朝叙事中诸多现象看似离经叛道，但细究之下可以讶异地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深刻联系。六朝叙事文学的发展演变确受儒家经典的沾溉，经传作为六朝叙事文学渊源之一的地位不言而喻。发掘《春秋》经传与干宝《搜神记》之间深刻幽微的文本关系，有助于提示我们透过文本去体察作品背后深邃的思想世界，更让我们认识到儒家经典与文学文本间存在的复杂关系。
